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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司法解释”限制与规范

——从广西省南宁市青秀区法院“扯裤事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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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再勇律师


 

  2016年6月7日,我从媒体上获知广西南宁“联合调查组”,就“吴良述律师在广西青秀区法院信访室被打事件”发表初步调查结论;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维护人民法院申诉信访秩序的意见》(法<2014>347号),做出律师“不能在法院申诉场所录音录像”的结论。

      此结论一处,舆论哗然:一法院“内部文件”(非以“法释文号”发布,不属“司法解释”)对律师何来效力?“内部文件”怎能等同于“司法解释”?依据缺乏普遍约束力的“内部文件”做出所谓的“调查结论”,可见调查组人员混淆了“司法解释”与“司法解释性文件”、“司法指导性文件”的慨念和界限!

     法<2014>347号要求吴述良律师遵守,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法<2014>347号”未经社会公布,律师无从知晓,缺乏“法”的“预测”功能和“指引”功能。

      2、法<2014>347号,非经法定程序制定,不属“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具有普遍约束力。

      司法实践中,肆意扩大“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致使“司法解释”的“恣意性”与“法条规定”的“冲突性”愈演愈烈······

      一围观群众因拍摄执法过程而被执行法官没收手机,其理由是:在执法现场未经许可拍照与在庭审现场未经许可录音录像性质一样,是干扰正常的司法秩序行为。

      2009年,湖北枣阳,一群众因用摄像机拍录法院执法活动而被行政拘留;其《行政拘留书》上“理由”一栏,赫然载明:非法使用摄像机录制法院执法活动,干扰法院的执法行为。

       这两起案件,当地法院都将“禁止拍摄”的范围由“庭审现场”扩展至“执法现场”,“司法解释”在实际施行中“被泛化”、“被类推”、被“肆意扩张”的现象“可见一斑”。

      “司法解释”已到了必须分清其“边界”、必须严肃规范的紧要关头!正确实施合法的“司法解释”,直接关涉“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关系“依法治国”理念是否真正实现。

      一、“司法解释”的出现及变革

    (一)“司法解释”的概念

      司法解释的出现是源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不一致,也影响法律的正确实施”(注1);司法解释是依据法律规定对法律的适用问题所作的解释,把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理解上有不同意见的问题,加以明确、具体化;以弥补法律的“空白”和“漏洞”缺陷、减少法律“滞后性”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汇编》“出版说明”中对“司法解释”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界定:即自1997年7月1日起,最高法院单独或者联合有关部门发布的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且须以“法释”文号发布的文件系司法解释,非以“法释”字编号的文件一律不得作为司法解释。此外,以“法释”文号发布的名称为“安排”且内容涉及内地与港澳台司法事务的文件,也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

       《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对“司法解释”的权力来源、“解释”对象、制定程序、发布方式、“权利救济”、及时报备等进行规范。

     (二)《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明确了“司法解释”的权利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属“授权立法”性质;明确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范围仅限于“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超出该范围即有“擅自造法”之嫌!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决定》

       1997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决定》 明确:解释只能针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有权解释”主体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必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才具有法律效力;必经《人民法院报》公开发布才生效。 

       由此可知,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依据法定程序制定、并采用特定形式发布;否则,不具有“法律效力”!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法发<2007>12号)

       法发<2007>12号在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决定》基础上,增加了以下内容:

第三条,司法解释应当根据法律和有关立法精神,结合审判工作实际需要制定;第七条:“两高”共同制定的司法解释,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双方协商一致的意见处理;司法解释公告的刊物变为《最高人民法院报》和《人民法院报》;司法解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该《规定》第三条、第七条为“司法解释”泛滥提供了“法律”依据;致使“司法解释”解释范围远远超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范围,“司法解释”政策化倾向更为突出,“司法解释”泛滥呈“蔓延”之势!

      二、“司法解释”的现状及对策

     “司法解释”,未经严格的制定程序、随意做出;与法律不协调,与法律、立法原则和立法愿意相违背:出现“朝令夕改”、“政出多门”的局面······严重损害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离“依法治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注2)法治理念渐行渐远。

     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司法解释”也存在诸多问题,而以刑事方面的“司法解释”尤为突出:名为“司法解释”,实则“刑事政策”;名为解释,实则“造法”或“修法”;以“类推解释”、“溯及既往”的形式违反“罪行法定原则”;混淆“违法”与“量刑情节”、“行为”与“结果”、“犯罪形态”、“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存在“重复评价”等缺陷,导致“司法解释”与刑法条文的不协调。(注3)

      2011年4月25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中,关于新的禁止令规定可以溯及既往的“司法解释”,即明显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

      “司法解释”已不再解决“具体应用法令问题”而是发挥刑事政策作用;其是否超出“司法解释”范围,应采取何种刑事政策,以及如何处理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都是今后的“司法解释”工作中必须慎重对待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注4)

      “司法解释”与“法条”的偏离,除立法“技术”、政策原因外,还与解释者的“主观认识”因素有关;对制定法的解释,往往会有解释者本人的主观态度及认识,不自觉的偏离法条本身,有时甚至违背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愿意,对法条作“扩张性”或“缩小性”解释。

     “权利一旦产生,就有了自我扩张的内在冲动,并倾向于侵犯人的基本权利”(注5),因此,需要加以规制和制约。

      针对“司法解释”与“法条”的偏离现状,2005年12月16日,全国人大《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规定:“两高”司法解释应自公布之日起30日内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对遏制“司法解释”肆意蔓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是中国“违宪审查机制”的组成部分;是“全国人大”第一部制约“司法解释权”的规范性文件。

     2000年3月15日、2015年3月15日,《立法法》是对“司法解释权”提出新的要求。

      新《立法法》105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属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且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愿意;遇有本法第45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的依据的),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报全国人大常委备案。新增该条,是为了进一步规范、限制“两高”的司法解释权,遏制其泛滥现象。

      因此,《立法法》为规范“司法解释”的“恣意性”,以法律的形式强调:合法的“司法解释”必须是“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必须是“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且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报备”;“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的依据的”对法律的解释权属“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擅自“僭越”!

       2015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汇编》年出版,共清理、废止、修改各类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文件715件;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司法解释”的主动清理。

       成绩固然令人欣喜,但清理工作并不彻底,“乱立法”、“滥立法”、“违法立法”、“越权立法”等问题仍然存在。

      建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司法解释”的“立法审查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违法”司法解释的出台:变“事后监督”为“事前预防”;不合法,不符合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和愿意的“司法解释”,一律不得“出台”!

      三、关于“司法解释性文件”、“司法指导性文件”

      2015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汇编》明确:

     “司法解释性文件”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疑难问题提出法律适用意见,在一定范围内普遍适用的、涉及具体法律应用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等规范性文件;虽不是“司法解释”,但其与司法解释有相同功能,不能在裁判文书中直接援引。

       “司法指导性文件”是指涉及到法律适用问题但又不属于司法解释的规范性文件。1997年7月1日以前,凡最高法院或者院内有关部门仅针对某一具体案件的个案答复,以及由其他部门牵头、最高法院会签的文件,最高法院有关工作会议上的领导讲话和会议纪要等文件均属司法指导性文件;1997年7月1日以后,最高法院或其有关部门单独以及联合其他有关部门发布的涉及到法律适用问题但非以“法释”文号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亦属司法指导性文件。

      因此,“司法解释性文件”、“司法指导性文件”不是“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具有普遍约束力,不能作为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直接依据,仅可在裁判文书中作为说理依据进行援引。

       总之,“司法解释”对填补法律空白和漏洞,弥补法律“滞后性”缺陷,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因其存在“乱立法”、“滥立法”、“违法立法”、“越权立法”等现象,尚需要进一步对其规范和限制,以期其符合法律条文、符合立法目的、原则和原意,以期更好的促进司法公平和社会正义。

      注1:来源《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

      注2:习近平,2013年2月23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第四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注3:张明楷,2015年2月2日,《近年来的刑事司法解释》,来源《清华法学》。

      注4:张明楷,2015年2月2日,《近年来的刑事司法解释》,来源《清华法学》。

      注5:孙万怀,《民众心态与死刑存由分析》,来源2015年4月《法学评论》,总第三十三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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